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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揚州寶應安宜南門外曾有一宿庵。庵名本出于佛家典故，可民間卻傳說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曾在此駐蹕一宿，庵便由此改名。在封建社會里，皇帝住過的地方便是榮耀，改名以紀之，于庵廟，于地方自然是很光彩的事。是故事則有情節的枝枝葉葉。庵中有韋馱像，乾隆說：“你為何站著？坐下來吧！”后韋馱即為坐像。庵中有蚊蟲叮咬，乾隆說：“此地不得蚊蟲打擾！”此后這庵里就沒有蚊子了。這無非是敷衍皇帝“金口玉言”之意，當然不可征信。
    但乾隆確實于南巡時來過寶應，而且有五次之多。愛新覺羅•弘歷是個頗愛風雅的皇帝，所到之處皆有題詠。故從他的詩中直可尋找到他的足跡，而且也可觸摸到他心靈的脈搏。
    據史籍云，乾隆南巡，“每至城市，多舍舟乘馬過之。欲以觀民眾，從民所愿也。”過寶應亦是如此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第二次過寶應，他所賦《策馬過寶應》即有言，“傍岸泊蘭楫，觀民揚玉鑣”；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第三次過寶應，其所作《過寶應縣》詩又云，“舍舟策馬從民愿，就日觀云聽彼歌”。皇帝出行叫行幸，到某地則日幸某地，這一“幸”字確實妙不可言，即使之感到幸運、榮幸。皇帝貴以九五之尊，長年深居宮禁，即一般官員也不得見，至若平民百姓得一睹龍顏自然是無尚榮幸的事了。乾隆是深知庶眾的心理的，舍舟登岸，雖不能步入民戶，抱一二小兒撫之親之，卻也從民盼睹龍顏之所愿，而在他們陶醉在榮幸之中時，把一幅親民明君的形象圖畫在百姓的心中，這頗有些政治作秀的意味。“聽彼歌”便最明白不過了，觀民不就是歸結為接受百姓山呼萬歲的頌歌，而享受那個人崇拜的快樂。當年榮幸的寶應人未必作如是想，而于今我們閱讀帝王類的神話還是應該有所思的。
    也不必完全否定一些帝王具有某種關心民命的情懷。說實在的，帝王們讀孔孟的書要比我們多得多，民貴君輕，孰能無聞？乾隆的“從民愿”便有著這樣的思想基礎。再就詩歌而言，杜甫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風一直影響后代，關心民瘼便成為詩人們筆下常見的主題。乾隆便有時也會作出這種姿態。上述兩次他經過寶應，皆為寶應遭受水災之后，他的詩中便有了相關的休戚。“人煙依舊庶，災疫以時消。吁禱吾雖久，還因天眷邀”。（《策馬過寶應》）此時災疫消除。人口仍然眾多，他感到高興，這自然與民相同。但其原因則是他久久呈禱上蒼，而感動了老天爺，則又是帝王的別一情懷。“昨夜雖云被災小，僻鄉寧鮮向隅多。越堤羅壩原林立，蒿目修防意若何？”（《過寶應縣》）應該說這次洞察較深。寶應未受重災，卻很多人向隅而泣，也便引起他的憂思和關注。雖是堤壩林立，卻阻攔不了洪水。盡管時日艱難，但還是應該加以修防來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呀！其所思所念還是比較真切的。兩首詩一喜一憂，皆關民命，一個封建帝王能有這樣的情懷還是應該肯定的。特別是那憂患意識，比之那些好大喜功、只報喜不報憂的人，是要高明得多的。當然帝王畢竟是帝王，若是這樣問他：南巡一次所費極巨，何不省儉下來以濟災民，或修筑堤防？話不無道理，只是未免苛求古人，而有悖于歷史了。
    乾隆六次南巡五次經過寶應，固然寶應為必經之地，恐怕也與他對唐上元三年真如獻寶，安宜易縣名為寶應一事有點興趣相關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第五次南巡，他亦寫下了一首五言律詩《過寶應縣》，其后四年，第六次南巡，他又寫下了一首七言絕句《寶應縣詠事》，均對真如獻寶事發表了議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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